文/熊坤静

在新中国蔚为大观的军事文学作品中，长篇小说《红日》可谓卓尔不群，主要表现在：一是对战争环境中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复杂性有较好的刻画，使人物形象显得生动、饱满、真实而又可信，突破了当时同类创作中存在的局限；二是大胆地描写了我军高级指挥员的爱情生活，这在当时同类作品中是罕见的。因而，它被誉为我国现代军事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红日》究竟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其前后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战火激发创作灵感

1910年冬出生在江苏涟水县高沟镇的吴强，在上海正风中学读书期间，就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电报杆》。1938年8月，他参加新四军，次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以部队和抗日根据地的火热生活为素材，创作了许多独幕剧和中短篇小说。

在解放战争中，吴强历任苏中军区政治部副部长、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宣教部部长等职，亲身经历了第二次涟水战役以及莱芜、孟良崮等著名战役。正是因为目睹了战斗暗夜前的如血残阳和黎明时分喷薄而出的胜利朝晖，更激发吴强的创作灵感，继而成就了后来的《红日》。

◆作者吴强。

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于1946年7月调集5个整编师12个旅的兵力，向淮北、淮南、苏中、鲁南解放区发起了大规模进攻。起初，因淮南解放区失陷，加之我军在淮北失利，造成了被动局面。但随着我军相继在涟水战役、宿（北）鲁（南）战役和莱芜战役中连获大捷，局势才有好转。

1947年3月，因战线过长，兵力不足，蒋介石被迫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向陕北、山东两翼的重点进攻。其中进攻山东的国民党军达24个整编师，60个旅，45万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委谭震林采取在运动和作战中调动敌人来回奔走的办法，以创造战机。泰（安）蒙（阴）战役胜利结束后，为了进一步调动与分散敌人，陈毅、粟裕命华东野战军第1、第6纵队南下鲁南，第7纵队开赴苏北。敌人遂乘机侵占了莱芜、蒙阴、河阳等地。5月10日，国民党汤恩伯兵团的第7军和整编第48师从河阳出动，有进犯沂水的迹象。该敌位于汤恩伯兵团的右翼,比较暴露，因此陈毅、粟裕、谭震林决定首先歼灭该敌，并相机打援。5月11日傍晚，华东野战军各部奉命开始向沂水方向行动。恰于此时，我军破译了汤恩伯给其所属各部发的一道电令，要求所辖各部于5月11日开始先行攻略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所在地坦埠。其中以整编第74师、第25师为攻击部队，归第4纵队司令黄伯韬统一指挥，除以一部控制孟良崮、北桃圩要点外，主力11日攻略三角山、水塘崮、杨家寨、黄鹿寨、黄斗顶山、芦家山坡、凤凰山各高地，12日确保攻略坦埠南；整编第65师仍巩固蒙阴防务。粟裕接到这份电报后，结合各方面情报很快判断出了敌军此次全线进攻旨在实施中央突破。故他认为我军即应改变先打第7军和整编第74师的计划，以反突破来对付敌人的突破，迅速就近调集几个强有力的纵队，以“猛虎掏心”的办法，楔入敌战斗队形的中央，割裂全副美式机械化装备的精锐主力部队——整编第74师与其左右邻的联系，以彻底消灭它。当陈毅听了该意见后，十分肯定地说：“好，我们就是要有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然后摘下帽子往桌上一摔：“不走了！”当即下定了战役决心。已开始向沂水方向行动或整装待发的华东野战军各部接到新命令后就地停下来。随即，在有各纵队首长参加的作战会议上，制定了战役部署：以第1、4、6、8、9共5个纵队担任围歼任务，以第2、3、7、10共4个纵队担任阻援任务，并周密地规定了各纵队的任务和动作，要求特种兵纵队集结待命，同时决定5月13日黄昏发起战役。该部署获得中央军委首肯。

战役如期按计划进行，至5月14日上午，企图收缩南撤的敌整编第74师被我军5个纵队包围在孟良崮高地。5月16日，战役胜利结束，敌整编第74师3.2万人被我军全歼，素有“常胜将军”美誉的该师师长张灵甫被击毙，史称“孟良崮战役”。它开创了我军在敌重兵密集并进的态势下，从敌阵线中央割裂、围歼其进攻主力的范例，是打破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和转变华东战局的关键一战。蒋介石对此大为震惊，于5月19日在南京军官训练团为第2期全体学员授课时说：“七十四师这次在鲁中攻击匪军根据地坦埠……整个失败，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

5月17日上午，吴强在驻地的村口，看见张灵甫这位梦想“立马沂蒙第一峰”的“天之骄子”，最终躺在一块门板上被我军战士从山上抬下来的情景，回想着那场战役的惊心动魄，遂萌生了要把从涟水战役到张灵甫死于孟良崮这个“情节和人物都很贯串的故事”写成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因为从涟水到孟良崮，他已写下几本日记，并搜集到了整编第74师办的《士兵报》。但在那炮火连天的年代，部队每天都在行军打仗，根本没有时间写作，于是他就在心里默默地构想着这部小说。

横空出世在宁、杭

1949年11月，作为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宣教部部长的吴强，随部南征福建，进驻厦门。在那些日子里，刘胜、石东根、秦守云等人物形象搅得他彻夜难眠。有时睡到深更半夜，忽然梦中想起一个生动的细节，他立即披衣而起，扭亮电灯，写到拂晓；有时写着写着，他便为小说中撼人心魄的故事情节掩面而哭。有一天半夜，当他边写边哭时，竟然惊动了10兵团司令员叶飞，叶飞还误以为他和爱人发生了感情危机，连忙跑过来调解劝说，结果弄得他哭笑不得。

◆《红日》宣传海报。

没过几年，吴强便转业到上海工作。在构思《红日》的过程中，如何将反映战争史实与塑造典型形象有机结合起来，曾令他大伤脑筋。他后来在该小说第二版修订本“序言”中说：“我曾经多次反复地考虑过，并且具体地设想过：不管战争史实，完全按照创造典型人物的艺术要求，从生活的大海里自取所需，自编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免得受到史实的限制。也许是我的艺术魄力太小，我没有这样做。我认为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都是战争艺术中的精品、杰作，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在这两个艺术品上焕发着耀目的光华色泽。就是我军受了挫折的涟水战役，到后来，也起了成功之母的积极作用。我珍爱它们，我觉得文学有义务表现它们。我又认为：透过这些血火斗争的史迹，描写、雕塑人物，既可以有所依托，又能够同时得到两个效果：写了光彩的战斗历程，又写了人物。看来，我不是写战史，却又写了战史，写了战史，但又不是写战史。战史仿佛是作品的基地似的，作品的许多具体内容、情节、人物活动，是在这个基地上建树、生长起来的。”

当吴强感到这部长篇小说已成竹在胸时，便请了创作假，带着已写就的8万多字的《红日》故事梗概和人物详表，以及一大皮箱资料，离开上海，去构筑一项浩大的文学艺术创作工程。

吴强首先赴宁，住进南京军区招待所。在他的房间里，桌子上和沙发上堆满了各种写作资料和中外军事名著，墙上贴着写作日程表。随着日程表被一天天划掉，面前的稿纸越堆越高，他情绪高涨，渐入佳境。他脑海中闪现出一些令自己满意的情节，而某些未来篇章中含混模糊的地方在亢奋中不断被打通，使故事情节发展的脉络越发清晰。他自我规定，每天必须创作15个小时以上，写出6000字来，否则不睡觉。他完全沉浸在创作的欢愉之中，以致常常错过开饭时间，甚至出现一天只吃一顿饭的事。初稿完成那天，他的两鬓平添了许多白发，全身虚脱，疲惫不堪，只得住院输液。

◆剧照。

期间，吴强得到了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江渭清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必成的勉励和关照。因此，他首先将《红日》打印稿送给王必成审阅。王看后，又建议送江政委拍板敲定。岂料江渭清一看书稿，便有点生气，对吴强说：“中国革命战争，每一个胜利都是毛泽东军事路线的胜利。我们这个部队的光荣战绩，是刘伯承、邓小平、陈老总和粟裕指挥得力嘛，成绩怎么能记到六纵队身上？当然人物是虚构的，但番号是真实的。读者一看六纵的司令和政委，就自然误会我和必成同志了。我认为我们不能贪功，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就是为人民服务。文学作品当然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写工农兵，你吴强一点也没有错。但话又说回来，六纵是真实的，那么司令和政委也是帽子底下有人啊！反正我解决不了这个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的辩证统一关系。我只知道，我们的一切胜利，归功于党，归功于毛泽东思想……”吴强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抽烟。他想，孟良崮战役是第6纵队和其他兄弟部队打的，小说中不提6纵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很快将作品中6纵队的主官由真名改为化名，而其中主要的反面人物张灵甫仍用了真名。

半个月后，他提着皮箱来到杭州的一个招待所，对《红日》作进一步修改。这道工序，需要字斟句酌，工整抄写。一直持续了4个月，第二稿才圆满地画上句号。此时形销骨立的他，体重已由74公斤锐减到58公斤。

中青社慧眼推力作

吴强先是将40万字的《红日》改定稿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等了很长时间杳无音讯。于是他亲赴北京，到出版社把稿子要回来，然后送到总政文化部“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交给文艺处处长马寒冰。又等了半年，仍无人与他联系。无奈之下，他只得求助于老战友、电影文学剧本《渡江侦察记》的作者之一沈默君，请他设法与中国青年出版社（以下简称中青社）接洽。

1957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沈默君找到中青社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家，向他讲述了吴强长篇小说稿的遭遇，说：“我知道你们只看作品，不管作者有名无名。把他的《红日》送给你们出版好吗？”江晓天笑着回答说：“马寒冰我熟，我给他打个电话，催催他叫‘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的同志快看，如稿子行，就列入‘解放军文艺丛书’，由我们中青社出版。”沈默君说：“还是由我把稿子拿来给你，你们看得快，作者已经委托我代办。”次日，他就把一大包稿子送到江晓天家。

江晓天迅速将《红日》稿浏览了一遍。小说描绘的宏伟、激烈的战争场面，让他几乎嗅到了昔日的炮火硝烟味，其所散发的艺术魅力深深吸引了他。令他尤为感佩的是，吴强笔下众多的人物形象，大都颇具个性特色，鲜明生动。尤其是在对张灵甫这个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形象刻画上，很注重挖掘其内心世界，从而表现出了其狡诈、凶狠而又顽强的多重性格，使这个典型人物形象显得丰满、厚重。江晓天觉得，这正是真实生活的艺术再现。此外，小说还用相当的篇幅写了我军高级将领的爱情生活，这在当代军事题材作品中尤为难得，是重大的突破。原来，作家碧野因在其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中反映了我党我军高级干部的爱情生活，在建国之初曾遭到错误的批判，因此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几乎再也无人敢涉足这个“禁区”了。江晓天在看完《红日》的当晚，就把它作为向建军30周年献礼的重点书稿，交给了文学编辑室副主任陶国鉴。

◆剧照。

一个月后，陶国鉴向江晓天汇报。他认为《红日》确实写得很好，稿子已发排了。不过，小说中对石东根连长这个人物的有些描写，可能会在社会上引起争议，看是否需要作一些删改？江晓天明白，陶国鉴指的是在吐丝口战斗中，一个连出了两个英雄班，活捉千余名俘虏；石东根在庆功会餐时喝多了酒，兴奋之下，竟穿上从敌军那里缴获的将官服、大皮靴，挎上指挥刀，骑上大马到野外奔驰的情节。江晓天想了想，说：“石东根那样是有点‘出洋相’，不过军长已批评了他，事后他也感到后悔。再说，生活中人物的个性是多种多样的，这样描写更能表现生活的多彩，也显得很真实，就不必向作者提出修改意见了。”

◆连环画。

时间紧迫，任务繁重，陶国鉴经与校对、美术设计、印刷装订、发行、宣传等业务部门紧急协商，制定了一个保证《红日》在“八一” 建军节前出版的工作日程表，并把中青社为推出小说一路大开绿灯的情况及时写信告知作者。吴强高兴地回信说：“你们对这部东西，采取热情的态度，紧急的步骤，我很满意，大样来不及，我就不看了。”话虽如此，但他毕竟还是不太放心。此后，就在文学编辑室紧张地校对清样时，他又连续来了6封信，每封信都提出一二处小的改动。他动情地在信中写道：“现在可能发了稿，在书未和读者见面之前，心总是不安的，因为一本将近四十万字的书，在经济上要花好多万元的本钱，你们和印刷工人的劳动也很大，倘使保存许多毛病在书里，是很难过的。哪怕是个别字句不妥，也会引起这种难过，除非是作者自己为精力所限而确实无法补救的，为此，还得麻烦你们一下……”为了使作者放心，陶国鉴以文学编辑室的名义立即回信说：“历次修改的地方，均已一一照改，此点望您释念。至于校对是否仔细，我们感到已尽力了，当有待您看过样书后评价。全书未能请您看校样，我们有与您同样不安的心情，所以希望您看到样书后，立即提供一个校正本，以便再版时纠正。”同时在信中告诉吴强，“《红日》第一次印刷为四万五千册，第二次印刷一万六千册，两次印刷相距甚近。”

1957年7月20日，《红日》终于和全国广大读者见面了。

震撼文坛影响深远

《红日》初版发行后，便震撼了中国文坛。1963年，根据它改编、拍摄的同名电影在全国公映后，更是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该小说还先后被译成英、法、俄、日、德等十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迄2009年，仅中青社就印行42次，163.5万余册。

1964年初，由于毛泽东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精神的传达贯彻，全国各级文艺、出版部门在工作上无一例外都变得特别谨慎起来。这时中青社接到了新华书店关于再版发行《红日》的请求，经文学编辑室讨论研究后，遂致信吴强，建议他对小说中一些爱情描写作适当删节；对张灵甫被围歼时的惶恐、紧张、绝望心理要浓墨重笔；对石东根酒后失态的描写作淡化处理。吴强迫于当时的形势，便按照上述意见作了修改。中青社收到作者寄回的修改本后，于1964年底再版了《红日》。

1965年，新华书店又一次请求再版发行《红日》，时值“文革”前夕，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和众多知名作家均被公开点名批判，全国的政治空气日趋紧张。中青社为了慎重起见，首先向上海有关部门发了公函，以得到可以再版《红日》的证明。上海方面回函明确表示：“目前尚未发现问题，可以再版。”但也指出：“该书内容上的问题，一是爱情描写，二是连长醉酒丑态，三是团长死后气氛太悲观，四是张灵甫之死，读者意见较多，应当修改后再版为妥。”按照这些意见，吴强再次对小说作了修改后，由中青社推出。

但“文革”中，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的长篇小说《红日》及其同名电影却横遭批判，被江青、张春桥一伙诬蔑为反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大毒草”，罪名是它宣扬战争恐怖，写了张灵甫宁死不降，使其形象过于光辉。一些文章还批判江渭清是 “炮制”小说《红日》的“罪魁祸首”，而小说则是为他和王必成树碑立传。

◆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出版《红日》。

1966年冬的一天，一群造反派闯到吴强家门前，先是反复高呼着“打倒吴强”的口号，然后冲进家里翻箱倒柜，把作者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堡垒》的上部书稿，连同其珍藏的现代名家字画一起抄走了。随后，吴强被迫靠边劳动、隔离审查、投入监牢长达10年之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直至1978年，在粟裕将军的关怀过问下，吴强才得以平反昭雪。

风雨过后见彩虹。事实证明，1959年之后，历次再版时对《红日》的修改都是完全不必要的。故中青社于1980年重新出版该小说时，便恢复其本来面貌，使用了1959年第二版的版本。

纵观《红日》，它以别出心裁的篇章结构、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鲜活丰满的人物塑造、恢弘壮阔的战争场面、细腻生动的景物描写和热情洋溢的叙事表述，而成为新中国十大红色文学经典之一，对我国的军事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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